卞僧慧，字伯耕， 天津人。生于1912年。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师从陈寅恪、雷海宗、钱穆诸史学大师。解放后任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出版专著有《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年）等。　

         卞僧慧先生早年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从游于陈寅恪先生。著有《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的陈门弟子蒋天枢先生曾想对本书进行增订，拟编撰先生年谱，惜年迈体弱，无力完成。1987年将此事委托给卞僧慧。卞僧慧称，1995年，本书曾协商出版事宜，因责编大肆删削，以致面目全非，为卞僧慧先生所拒。时隔15年之后，本书终于以完整面目面世并得到了陈寅恪先生后人的认可。

　　《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卷首叙世谱；卷一至卷五分述陈寅恪先生一生为人为学之行迹，多有按语说明；卷六为后谱，讲述谱主逝世后至骨灰安葬(2003年6月)为止。5月18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将与中华书局联合举办本书以及《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出版学术座谈会。

陈寅恪弟子卞僧慧   99岁完成老师年谱
　　 今年是着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诞辰120周年,继陈寅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合撰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由三联书店出版之后,由陈寅恪的学生、已99岁高龄的卞僧慧先生编纂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收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年谱长编系列”，是刚刚恢复建制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展的院史整理工程的一个重要收获。
　　
　　卞僧慧所著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卷首叙世谱；卷一至卷五分述陈寅恪先生一生为人为学之行迹，多有按语说明；卷六为后谱，讲述谱主逝世后至骨灰安葬(2003年6月)为止。书中有一些资料以前从未公开发布，对陈寅恪研究极有价值。另外，书后附录了卞僧慧当年在清华大学听陈寅恪先生讲课时的《“晋至唐文化史”开课笔记》、《“晋至唐史”开课笔记》、《“隋唐史”开课笔记》以及《欧阳修课笔记》，亦属首次公布。 
 

卞僧慧：他连自己名字的读法也不强人从己

     ——《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出版   卞僧慧讲述“师者”陈寅恪

    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陈寅恪，都不失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高度。值此诞辰120周年之际，《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于今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不厚的一册书，融入了陈寅恪近80载的命运浮沉，也浸透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早年便镌刻于学人王国维墓碑上的一世执著。

    作家卞僧慧，本专攻天津史研究，但因30年代即蒙受陈寅恪师恩，感怀一生，便花20余年的心血，成就了“师者”陈寅恪的年谱。

    这位99岁仍念师恩的陈门弟子，讲述了承师之厚爱。

“既不随声附和，也不强人从己”

    一提师者陈寅恪，卞老便说，先生平生既不随声附和，也不强人从己。

    连对此后学术史上的“小公案”——陈寅恪名字中“恪”的念法，陈寅恪生前都不“强人从己”。“先生曾说过，‘恪’在普通话里应念ke，在乡音里念一类似huo的音，但到清华，人家跟着念乡音，只是念成了que，我也答应。”

    读书上，陈寅恪从不赶时髦，善于抉择，注重阅读“原典”及“老书”，中外皆然。在德国，陈读《古英语文法》。别人问他缘何读“老书”，他答曰“正因为它老的缘故”。与陈寅恪同时代的读书人，多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但陈仍有不同——不仅对《十三经》大部分成诵，且每字必求正解。“《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与卞老席间谈及，某些国学讲坛如今已成为二流学者的名利之场、电视观众的解闷之所。有人在国学讲坛走一遭，赚了以千万计的钱，可连《论语》都没有看过，甚至大言不惭，认为“看了束缚想象力”。卞老称，60多年前，陈寅恪对学生“言学习方法，强调一般人未看到原书，这样不好。说食不饱，需看原书，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

从不故弄玄虚，小处着眼上大课

    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

    卞僧慧1931年考进清华，后因病由化学系转入历史系，曾邂逅北大几位先生到陈寅恪课堂“偷听”。“他们佩服得不得了，说跟他们学校讲的不一样，听先生讲就像听好戏那么过瘾。”

    对陈寅恪的课，卞记忆最深的是“他很少会故弄玄虚。他的课好懂，还经常搜集学生的反馈，尽管他讲的时候总是惯于眼睛闭着，每每讲完一段，才肯睁开。讲史，他总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卞僧慧在陈寅恪年谱中提及，1944年先生在成都燕京大学讲“元、白”诗，“第一课讲《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当时的话剧导演贺孟斧，耳闻陈寅恪大名，想来听课，但因被陈学生告知的第一讲名称，以为无聊，便没来。“其实，先生是以这个题目带出唐代婚礼制度，乃重要事。”

    卞僧慧称，先生的教学，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的。抗战前，课堂讲授的，都是先生新的研究成果。在卞僧慧记下的陈寅恪课堂笔记里，有陈的这么一段慨叹：“每星期二小时，在听者或嫌其少，在讲者已恨其多。其原因有三：一则以自己研究有限，自己没有研究过的，要讲就得引用旁人的研究成果与见解（包括古人的与今人），这些都见于记载，大家都能看到，不必在此重说一遍；一则是有些问题确是值得讲，但一时材料缺乏，也不能讲；一则是以前已讲过的也不愿再重复，所以可讲的就更少了。现在准备讲的也是有新见解、新解释的。”

治史，在于致用

    据卞僧慧回忆，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园讲课，常论及研习方法，却鲜提历史观。先生治史，在于致用。他拟以“中国历史的教训”的角度，写一部“中国通史”，可志愿未能实现。

    卞僧慧称，先生论史，虽极重视思想意识的作用，可是明确指出，当历史发展出现重大转折时，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的是经济制度，而不同于唯心论者之后人的头脑中、意志中寻找终极原因。与此同时，陈寅恪非常重视中国文化。

    在纪念王国维的文字里，曾言“吾之所学关天意”，把文化看成是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他深知中国文化的精深，可他绝不自持中国文化的傲慢。对“中国文化最高，或谓汉族文化最高”的言论，陈寅恪明确表示：“不能因为自己无知遂谓某民族文化甚低，或文化不足道。民族感情之挑拨，往往由于对历史之无知而引起。”

“大德不逾闲”，细微处“不使旁人吃亏”

    卞僧慧在年谱中记载，1932年3月13日，陈寅恪曾和学生说到“道德标准”：“中国今日旧道德与新道德两种标准同时并存。有人谓旧的已去，新的未到者，殊非事实。此犹如有两种斗，小人以大斗量入而小斗量出，君子因此吃亏。今后旧者恐难复存，惟新者来自外国，与我国情形每有格格不入之处。”

    其后，陈又谈到，“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减而后已。其不肖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而陈寅恪自己，恪守的准则是“吾人当准情酌理，行吾心之所安，总以不使旁人吃亏为准绳，至于细微处，则‘大德不逾闲，小德可出入’”。

    从国外初到清华，陈寅恪曾开过一门梵文课，但没有什么人能懂，后来课开不下去了。陈寅恪说自己“入门不足,养老有余”——愧于“入门课我教得不好”，有“在这养老”的嫌疑。“卢沟桥事变”刚发生之时，日本人出于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以联络感情之名，盛情邀约中国文化界名流赴宴，包括陈寅恪——同时受邀者有的成为了汉奸，陈寅恪选择的应对是“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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