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郑板桥被许多研究者谈滥了的这一现象，先生从1962年发表第一篇郑板桥的文章开始，就抱定了这样一个宗旨：不写没有新材料、新论点的郑板桥文章。这在此后四十余年的漫长学术生涯中，后辈学人是有目共睹的。（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7页）因此他的论文中的新材料、新论点常常被誉为“采山之铜”之作。如先生家曾藏有清代徐兆丰的〈风月谈余录〉一书，其中有〈板桥先生印册〉（即〈四凤楼印谱〉），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郑板桥集〉所漏收。先生见此书后，立即撰写文章于1962年先后在〈雨花〉和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将此册介绍给世人。回到扬州工作后，又为印册作注，以印证史，订正了前人关于板桥印章记载之讹误。板桥有“青藤门下牛马走”一印，袁枚为何讹为“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人们未能深究，而先生却从袁枚讥板桥“诗非所长”，板桥针锋相对地说“君有奇才我不贫”，又讽刺袁枚“女色绝色邻夸艳”等现象，说明文人相轻，袁枚故意把“牛马走”误为“走狗”，以发泄对板桥的不满。（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8页）研究中还发现，郑板桥绘画不仅以竹、石、兰著称，而且还能作山水。他从板桥友人的记载中寻找蛛丝马迹。如杭州人沈心《孤石山房诗集》中乾隆十五年所作的《留别郑板桥》称“赠我青山逸兴飞”中可知板桥曾画山水赠沈心。
      1984年应南京大学之聘，卞孝萱先生从北京来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此前先生在撰写《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等书时，主要是诗史互证，以小说证史不多。到了南京大学之后，先生已经开始将重点从唐诗转向唐传奇的研究。
      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曾经说过，唐人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但“五四”以来，唐人小说的研究更多地注意了其“诗笔”的一面，而往往忽视了“史才”与“议论”的一面。
      先生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知道“五四”以来唐传奇的研究，主要是：考证作者生平、写作年代；以及进行分类的研究，如神怪、爱情、豪侠等类；或者探讨其思想性与艺术性；或者进行注释、辑佚、赏析等。因此先生另辟蹊径，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传奇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专与通结合，文与史互证，旁推曲鬯，以意逆志，透过表面的藻绘，进入作者的心胸，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亦即作品的真正寓意。（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8页）
      他首先对《任氏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上清传》、《辛公平上仙》六篇传奇的创作意图进行了新的探索。如区别《枕中记》与《南柯太守传》虽皆为说梦而“立意”不同，前者以当时文官为模特，后者取材于当时武将；前者表示视富贵如梦，自己觉悟，后者以梦说教，劝戒别人。
      1988年的《唐代文学年鉴》曾评论道：“为唐代小说研究开辟一条尚未有人涉足的新途径，不惟新见叠出，法人深思，而且材料翔实，令人信服。” （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9页）
      自此，先生开始对唐传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索，而《唐传奇新探》和《唐人小说与政治》两书则集中体现了先生专通结合、文史互证的治学方法。
       先生在读《庄子·养生主》中，其中对庖丁解牛的故事深有体会。庖丁对文惠君说：“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在这段对白中，先生感悟到“间”字是要害。庖丁解牛时，能看准牛骨节之“间”下刀，刀刃运行于空隙中，所以大有回旋的余地。进而上升到治学方法，并对古人曾说过的“读书得间”的话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是对他研究唐人小说给了重要的启发。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发前人之所未发，力求得“间”是先生研究唐人小说所追求的方向。（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80页）
      《唐太宗入冥记》出自敦煌遗书，以前专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只将重点放在对文书的抄录、校注与文字的考释方面，未能对小说的具体写作时间以及小说所要传达的政治内涵做出说明。卞孝萱先生却从小说的标题、体裁、写作时间、内容与《朝野佥载》的比较、影响五个方面，对《入冥记》进行了考证，得出《入冥记》是一篇在佛教果报掩护下谴责唐太宗的政治小说的结论。
      卞先生在对〈入冥记〉有一些看似违反常识或不合情理的地方，进行解剖研究的。如《入冥记》中称李建成、李元吉为“二太子”，这一违反一般常识的称呼表明《入冥记》对元吉有好感，再进一步去考证，发现后来被太宗收继的李元吉妻系武曌姨姐这一鲜为人知的事实，这就可推知《入冥记》在为元吉鸣“冤”，是迎合武曌的产物。《入冥记》中描述崔子玉劝唐太宗“讲”《大云经》，“抄写”《大云经》，这又是一个违反时间顺序的错误，不是武曌建周称帝之前所能空想出来的，这对前一结论是有力的佐证。但这还不够，他还继续通过《入冥记》中否定太宗平定天下的武功等做法，再次证明《入冥记》当作于武曌建周、佛教昌炽之时。继而又通过揭露史书中自相矛盾之处，利用私家石刻等大量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洗掉史书中对“玄武门之变”的涂饰，最终揭示“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指出只有作于武周代唐之初的《唐太宗入冥记》，才敢于对太宗杀死兄弟、逼父让位的行为表示异议。这就是卞先生的“读书得间”的结果。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对唐人小说研究有所贡献，更可为敦煌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80-81页）
五、夕照之年新探索
      卞孝萱先生在南京大学期间除了研究唐代文学之外，“还深感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应大力开展六朝史研究，对于高校、科研、文博、考古、图书等单位有关教学与研究人员来说，认真、深入地研究六朝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10页）因此“先生一直坚持不懈地向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呼吁，大力宣传、研究六朝历史文化。”六朝在中国古代是一段极富特色的区域性断代史，后人评价赞毁不一。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深受极左思潮支配，六朝历史文化基本属于被否定之列。加之这段历史处于分裂割据的大背景之下，疆域局促于南方，政局嬗代频繁，一般学者也往往不能深入客观地加以研究和对待。而对于社会人士而言，他们也大都对六朝历史文化知之甚少。面对这一形势，卞孝萱先生满怀极大热情，利用各种会议和场合，大力宣传六朝历史文化之重要。他一再强调重申其老师范文澜先生的观点：“东晋南朝对历史是有贡献的，不能因为政治上是偏安而轻视它们的贡献。”（中国通史）第二册第568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五版）
      对于六朝经济开发的贡献，卞先生也反复强调，“隋唐繁荣超过两汉，原因之一是六朝把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使隋唐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文化更高一层的凭借。”（中国通史）第二册第564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五版）
      “1985年，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卞先生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蒋赞初、孟昭庚二位先生，南京博物院的罗宗真先生以及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的许辉先生等人共同筹备组织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 《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10页）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筹组，十一月二十一日，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会议室隆重召开。从此，江苏地区从事魏晋六朝隋唐史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紧紧团结在六朝研究会的旗帜下，在以卞孝萱为首的老前辈、老专家的带领下，把六朝史的研究推入新的阶段。
       1986年研究会在南京教育学院开设了“六朝史系列讲座”，之后将这些讲稿编辑成《六朝史讲座专辑》获得了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的好评。卞先生常说，学会离开了学术研究，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卞先生坚持正常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多次召开国际性和全国性的大型学术报告会，尽管遇到经费奇缺等困难，但也还是进行多方筹集资金保证省内外中小型学术研讨会和各种专题座谈会的召开。
      1990年研究会推出了由苏州大学张承宗、田泽滨、何荣昌三位先生主编的《六朝史》。后来又接受省社科联委托的重点课题项目“六朝文化研究”，经过会内外三十余位同志共同努力，历时五载，撰成《六朝文化》一书，总字数近八十万言，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在此，卞先生还以很大的精力酝酿、筹划编纂《六朝丛书》。而为了保证此套丛书的质量，他首先是争取到南京市出版局局长、南京出版社社长张增泰先生的支持，在1991年10月成立《六朝丛书》编委会，并确定这套丛书“立足南京，面向全国，面向海外，依靠专家学者，组织广泛的社会力量对六朝史进行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研究和论述”。
      他曾亲自拟选题、请作者、审初稿，还要与出版社进行联系、交涉，并请当时尚健在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匡亚明前辈为丛书题签。1992年底至1993年初，《六朝丛书》第一批书终于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推出。后来由于张增泰先生因年龄关系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丛书的出版逐渐难以为继，卞先生又四处奔波，争取到南京大学出版社支持，出版了罗宗真先生的《六朝考古》一种，此后困难与阻力更大，卞先生却毫不畏惧，甚至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进行联系，终于出版了《六朝文学丛书》。综观上述过程，卞先生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与信念的支撑，没有对祖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无比热爱，是不可能到了晚年，还如此倾心尽力地奔走呼吁的。（《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13-14页）除江苏省六朝研究会外，先生还着力领导韩愈研究会，为推动韩愈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除此还主持《南京晓庄学院学报》“书院研究”专栏。并且做一些学者不愿做的一些普及社科知识、提高人文素质的工作。他主编过《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丛书》（45种）、《中华文化百科》（100种）、《唐代文学百科辞典》、《中华传统文化优秀道德文化丛书》（8种）、《中国改革史鉴丛书》（6种）等书，意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促进公民道德建设；还主编过《历代廉吏污吏史话》、《资治通鉴新编》等，目的是想探索普及历史文化遗产的新路子。除此之外，先生还做了重要的资料整理工作，最具代表性的，是1989年接受〈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的主编任务。〈隋唐五代文学分典〉作为试点而率先编篡。卞先生从传世文献入手，论从史出，述而不作，以现代学术思想来整理、建构中国古典文学。它所体现的，既是视知人论世，也看重后世的接受与重建。这部书的编篡历时十二年，选录资料一千万字，收录作家约两千人，引用古籍近两千种，属于一部大型类书。这部书完成后被誉为迄今为止有关隋唐五代文学资料最全、最精的一部。（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82-83页）卞先生曾在2001年出版的〈唐传奇新探〉的后记中说过这样一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他说：“我亲见章士钊先生于九十一岁时完成〈柳文指要〉出版，我今年才七十七岁，怎敢搁笔？对唐传奇还要继续深入研究下去。”这种老当益勤的精神令人十分感动。2006年他又以83岁的高龄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一书。在这本书中，共刊载包括章炳麟、章士钊、刘师培、黄侃、柳诒徵、陈垣、吕思勉、邓之诚、陈寅恪、章钰、卢弼、张舜徽等十二位大师的学术业绩、治学方法，独抒心得，务去陈言，取大师一事或一书祥加论述。卞孝萱先生说：“我写此书，注重材料收集，以大量的材料来显示十二位大师的 学术风貌与学术价值。如今人多谈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实际上清末刘师培先生〈读全唐诗发微〉，抗日战争期间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分别以唐诗和明遗民诗证史，分别在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之前。这都是发人所不知或忽视的地方。”〈学记〉在谈论学术的同时，对诸位大师的爱国情操和治学修身也加以介绍。如章炳麟于辛亥革命时期及抗日战争前夕，两次热衷讲学，意在呼唤民众的民族大义，晚年由尊经转向重史，以为“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吕思勉于抗日战争期间表彰陈武帝击退北方少数民族南侵、保存华夏传统文化的历史功绩，“意在激扬民族主义”等。这都体现了卞先生写这本书的旨要：国学为立国之本、民族之魂。
      “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这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给白居易的诗句，具有老当益壮的精神，因此卞孝萱先生非常喜欢。为用以自励，又将自己的室名定为“冬青书屋”。

                                                           
      卞孝萱一向以潜心治学为生活中的最大乐趣，将生命与学术紧紧相联，视学术为生命。在自然界中，冬青是一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常绿乔木，这或许就是卞孝萱先生特别欣赏刘禹锡“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这句诗的深远意境的真正原因。
      鉴于卞孝萱先生在学术的卓越成就，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与南京大学中文系在卞先生八十寿辰之际于2003年9月19-20日在南京大学联合主办了“卞孝萱先生八十寿辰庆祝会暨文史结合的现代学术意义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学者达七十余人，就卞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文史结合的传统方法在当下学术研究中的意义展开了积极的研讨。会议由著名学者莫砺锋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副校长洪银兴教授、中文系主任周宪教授、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教授和前所长周勋初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唐史学会、历史文献研究会、唐代文学学会韩愈分会等学术团体，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中文系，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及卞先生的众多友朋弟子发来贺电，表示祝贺。会上卞先生作了主题演讲。上海大学董乃斌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郁贤浩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顾志华教授、安徽大学朱万曙教授、苏州大学罗时进教授、南京博物院罗宗真教授等先后就卞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文史结合的现代学术意义发表了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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