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学术界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周刊上展开了关于蔡琰《胡笳十八拍》的讨论。最初，由郭沫若先生首先著文提出要恢复蔡琰《胡笳十八拍》的著作权，高亨等先生支持，而刘大杰、王运熙、谭其骧等先生持相反意见。这是一场被学术界称为“很精彩的论战”。 （江苏古籍出版社《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53页）卞孝萱先生也欣然写了《谈蔡琰作品的真伪问题》等论文参与讨论。过去学界大都认为题名为蔡琰所作的诗有二：一是《悲愤诗》，一是《胡笳十八拍》。《悲愤诗》有两首，一是五言体，一是骚体。在这次讨论中，对《胡笳十八拍》及《悲愤诗》骚体的作者，有不同意见；而对《悲愤诗》五言体的作者几乎都说是蔡琰。但先生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胡笳十八拍》及《悲愤诗》（包括骚体与五言体）均处于假托，不是蔡琰所作。这种不是人云亦云的论证真是发前人所未发，读后让人感受一新。（见江苏古籍出版社《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54页）
      在这篇论文的写作中，先生悟到了“研究古诗离开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家的生平而谈风格，是不够的，甚至要出错的”（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5页）的深刻道理。
      1964年春，医师迫令范文澜先生卧床休息，因此，先委托卞孝萱同志起草第七章第七节，第二章中第四第五两节的史料均由卞孝萱先生提供。大约在这个时候，卞孝萱先生“从此转入了古代文史研究，无暇兼顾近代文史”的研究了。（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5页）
      这时，卞孝萱先生将唐代文史作为他今后的主攻方向。而在唐代文史中，卞先生主要以中唐为突破点，“对中唐文学家的研究有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之别。”“所谓‘全面进攻’指对前贤研究较少的作家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研究。中唐文学家，‘刘柳’并称，‘元白’齐名，而历来研究柳宗元、白居易者多，研究刘禹锡、元稹者少，”因此，他对“后两人全面进攻，先撰写了《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后更撰写《刘禹锡》、《刘禹锡丛考》、《刘禹锡研究、〈刘禹锡评传〉等，又校勘〈刘禹锡集〉，力求对刘禹锡的研究能深入而全面。”（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5页）
      邵文实博士在拜读了卞孝萱先生的成名之作〈刘禹锡年谱〉后认为，“用功深厚，考校精当，颇多新见”。 （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5页）
      卞孝萱先生认为他在这部年谱中最为满意的学术“黄金点”是从北朝民族融合的背景入手，考出刘禹锡为匈奴族后裔，其祖先随北魏孝文帝迁都，加入洛阳籍。又从唐朝安史之乱时北方人口南迁的背景，考出刘禹锡出生于苏州地区。此观点一出，立即为刘大杰、钱仲联诸先生所肯定，王仲荦先生也欣赏这个考证成果，赞云“不易破也”。 （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5页）
      而对于〈刘禹锡丛考〉，博士生孙永如、任晖认为：“此书不是一般的交游考，而是在清理刘禹锡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全面深刻地揭示出刘禹锡的立场、点、品格和精神风貌，揭示出决定或影响他一生的政治倾向、文学创作以及书法、医学研究的内在与外在的原因，展现了永贞革新极其前后的社会政治现实，使刘禹锡研究有了新的广阔的视野。〈丛考〉考证出刘禹锡亲友近五百人，绘出一幅完备周详的社会关系网络图，为刘禹锡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5页）
      在对刘禹锡“全面进攻”研究之后，又推出了《元稹年谱》之力作。此年谱“经过潜心研究，考证出元稹家庭真相，”即元稹“是没落上午鲜卑族之后，出生于一个父老母少家庭，父死姊嫁后，不容于异母兄，与寡母流落到凤翔，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对元稹思想和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还考出元稹中途依附宦官的‘变节’真相；元稹曾于制科考试得中第一，足见主考官裴垍对元稹的赏识。在宰相裴垍的支持下，元稹敢于与权幸斗争。裴垍死后，元稹失去依靠，转而交结宦官。”（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6页）此后，卞孝萱先生有“对与刘禹锡或元稹创作关系较为密切的李益、李绅、张籍、王建、南卓等进行了”广泛“研究，撰成年谱之类。”许多结论都得到了同行们的接受和采纳。（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 76页）
      “所谓‘重点占领’，指中唐一些文学大家的研究成果已甚丰富，”“不再重复劳动，只对尚未受人关注之处，加以研究，以填补学术空白。”（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6页）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就是卞孝萱先生要“重点占领”的对象。“韩愈在诗文中从不提及母亲，李翱、皇甫湜所撰韩愈行状、碑文中，也都没有提到韩愈母亲。这种罕见的现象，引起了”卞孝萱先生的注意。他敏锐地从考察韩愈对其兄韩会为“宗兄”的称呼入手，“推断韩会与韩愈非一母所生，韩愈乃庶出之幼子；进而推断韩愈生母身份卑微，在韩父去世后，或改嫁，或以乳母留在韩家，这样韩愈自然不会在其诗文中提及母亲。”（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6页）这样揭示韩愈身世之谜，“有助于知人论世。”而这段“不为人知的成长历史，对韩愈性格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三、纷乱“文革”幸治学
      在北京长期的工作中，卞孝萱先生经常到各图书馆看书。当时章士钊先生正在撰写《柳文指要》，其秘书王益知也常到各图书馆查阅资料，二人遂相识。当王秘书遇到难题时，而求助于卞孝萱先生时，先生总是认真思考，详细解答。王秘书将此情况向章氏汇报后，得到了章氏的赏识与信任，便邀约卞孝萱先生面谈，面谈中多有奖掖之辞，并委托代为寻觅永贞史料。因此在之后的《柳文指要》中，多处引用卞孝萱的考证研究成果。（见中华书局2006年版《现代国学大师学记》36页）
章士钊，字行严。1881年生。湖南长沙人。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次年兼署教育部总长。创办《甲寅》周刊。1933年起在上海作律师。1936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法制委员会主席。抗战时期，历任第一、二、三届国民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作律师。解放战争后期，曾同江庸、颜惠庆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进解放区。1949年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后留北平。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政治协商委员会常委、中共文史馆馆长。
      “章氏的《柳文指要》，在1966年已经基本完稿，并经毛泽东主席阅读过，本来可交出版社付梓，因受‘文革’的冲击，一直拖延到197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22-23页）
而这个时期正是“文革”中期，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都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卞先生也不例外，也下放到河南干校。
      众所周知，在“文革”期间出版纯学术著作是很难以想象的。由于1920年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筹备旅费，曾向章士钊救援。章立即向沪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一笔巨款相助，表示了对勤工俭学的支持。因此，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念念不忘章士钊先生。1961年，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毛泽东还曾多次以还债为由派秘书送钱款到章士钊之手。（详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12月15日第七版)由于章士钊与主席的特殊关系，《柳文指要》的出版这一愿望得以批准，决定交中华书局用大号字排印出版。但“在这时，章老已年届90高龄，痛感时不我待，章老自揆年老体弱，精力不济，”想到卞先生在“刘柳”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就很希望卞先生帮助他校勘全稿。于是“给周总理去信，要求调卞孝萱先生充当他的助手，协助他校阅全稿。于是，经周总理下令，将先生从下放劳动的河南干校调回，全力以赴为《柳文指要》的校勘出版而辛勤工作。先生到章老家后，与章老朝夕相处，密切配合，工作进展顺利。章老又欣然函告总理，调卞来工作，全书有望如期完成。1971年秋，《柳文指要》出版后，章老赠书一部，亲笔题识：‘孝萱老棣指疵。此书出版，荷君襄校之力，甚为感谢。章士钊敬赠。一九七一年十月廿六日。’钤印二方：‘章士钊印’（白文）、‘行严’（朱文）。该书出版，先生的任务完成，章老出于对后辈的关爱，第三次函陈周总理，大意谓：《柳文指要》及时出版，幸赖卞襄校之力；在当代青年学者中，卞乃一时无二，仍回干校，未免可惜，以留京挥作用为好。因此，先生未再回河南干校，留京从事学术研究。” “卞孝萱先生在‘文革’广大知识分子饱受摧残的非常岁月，能得到章老的奖掖与爱护，并获得与之朝夕相处的亲炙的机会，不能不说是其一生中的大幸事。”（江苏古籍出版社《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22-23页）
      由于1969年7月29日范文澜因病在北京逝世。1973年章士钊先生去世。卞孝萱的协助工作已经圆满完成。1976年卞孝萱从北京回到故乡扬州大学工作。（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8页）
四、独抒心得辟蹊径
      扬州自古名人辈出，自然又勾起少年的回忆，并对乡先贤发生了兴趣。尤其是鉴真和尚和扬州八怪。鉴真是唐代江阳人（今扬州），他前后六次“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传播医药等知识，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0年又回到北京工作。（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8页）1980年4月，日本唐招提寺第八十一代和尚森本孝顺护送鉴真像回国探亲，被世人称为“千载一时”的盛事，卞孝萱先生也因此对鉴真产生了兴趣，并开始深入研究鉴真。卞孝萱先生在研究中并没有循入老路，而是另辟蹊径，对鉴真冒死出国的历史背景做深入探讨，写成《佛道之争与鉴真东渡》一文，发表于当年《中国史研究》上。
他在文章中指出，武则天崇佛仰道，佛教兴盛一时，此时鉴真出家；玄宗为强调李唐正朔，推行崇道仰佛政策，作为虔诚佛教徒的鉴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前往日本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并在《新华月报》1980年第六期全文转载。
      此后他又发表了《中日友好与鉴真东渡》、《寺院经济与鉴真东渡》系列论文。（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7页）在研究中他在从大处着眼的同时，还不忽略鉴真研究的细微之处。如对鉴真与天台宗关系的关注。他在文章中运用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神游冥想”的治学方法，钩沉索隐，通过鉴真对天台宗祖师惠思、智的崇敬，对智满、弘景的师承，在天台宗中具有崇高地位的梁肃为鉴真撰塔铭，以及唐代僧人兼学律、天台二宗的风气，来解释鉴真和弟子们在日本弘扬天台宗之事。（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7页）对“扬州八怪”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扬州八怪”历来有不同的说法，1962年，俞剑华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提出名列“扬州八怪”者，有十三人。1964年，卞孝萱先生在《文物》上发表文章，利用俞先生所未见的凌霄《扬州八怪歌》和葛嗣浵《爱日吟庐书画补录》等书，综合前人记载，求同存异，提出列名“扬州八怪”共有十五人的看法，引起广大书画研究者的好评并普遍采用。（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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