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益多师 卓然成家——记国学大师卞孝萱(一)
  • 时间:2011-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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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孤苦童年早自砺
         卞孝萱出生于扬州的“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家世渊源对他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卞氏其远祖乃晋人卞壼,遭永嘉之乱南迁,卞壼墓原在南京朝天宫附近。传承过程中,代有名人。远的不说,清末扬州卞氏就有‘两世开府’之称。两世指”卞孝萱“的族祖卞士云、卞宝第两代。”(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3页)

                                                                    
         卞士云(约1788—1843),字光河,号竹辰。清仪征人。幼孤家贫,嘉庆三年(1798)进士,授编修,历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典试官。道光十一年,副都御史刘重麟和御史卞士云先后疏言,各直省州县于常平仓大率有价无穀,其价又不免侵用。道光帝命各督抚严加整治。还曾有钦差清查两淮盐务,议决改旧章,船盐直达,不在仪征制捆。如此当地数万捆盐脚夫生计将绝。卞士云奏请部议,否定改道决定。后历任安庆、凤阳、宁国知府,升广西右江道、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曾释放众多因天主教牛八案受株连的百姓。英国挑起鸦片战争后,受命总理浙江粮道。道光十九年(1839),卞士云题桂林五咏堂联:光禄诗,文节书,大府来时开胜境;王公冕,将军画,名山何日得重游。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署浙江巡抚,身先士卒,日夜防御英军。英舰入长江,镇江告急,有人提醒其注意并北眷属安全,他说:“吾以身许国,身且不顾,何有妻拏!”补授浙江布政使,卒于任。著有《退思斋诗集》、《省斋试帖偶存》等。其子宝第,官至署里湖广总督、闽浙总督,勤政廉能,《清史稿》卷四四八《卞宝第传》中称他‘扶植民愿,民尤感之’,著有《方岳采风录》、《闽峤輶轩录》、《抚湘公牍》、《卞制军奏议》等。
          其子卞宝第在《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八 列传二百三十五是这样记载的:卞宝第,字颂臣,江苏仪徵人。咸丰元年举人。入赀为刑部主事,累迁郎中、浙江道监察御史。军兴,官吏多避罪冒功,奏请检视各省兵粮数目、攻守要害,及失陷收复时日功罪,以资稽覈;其有获罪之员,藉事开复保升,宜严定限制。又言:“苗沛霖、王来凤乍服乍叛,宜专意主剿。”上皆韪之。同治元年,迁礼科给事中,劾江北水师总统黄彬侵釐通贼,督办军务侍郎胜保贪蹇,提督成明拥兵同州畏葸无战志,一时推为敢言。擢顺天府府丞,迁府尹,捕巨盗王景漋等。
          五年,乞开缺养亲,不允。出为河南布政使,擢福建巡抚。时粤寇初平,游勇土匪肆掠,疏请就地正法,报可。九年,再乞终养,许之。光绪八年,起湖南巡抚。平江方雪璈,龙阳曹小湖,安乡周万益、张景来,皆盗魁也,阴结徒党,号“哥老会”。宝第悉置之法。署湖广总督。法人侵越南,诏偕巡抚彭祖贤治江防,筑炮台田家镇南北岸各三座,绘具图说上之。时议建樊口石闸。宝第以谓:“樊口内有梁子诸湖,袤延八百里,水皆无源,江入其中,潴为巨浸。以民情论,重在堵江水之入,不在泄内水之出。以地势论,江水骤失此渟潴八百里地,则下游堤防必致冲决。请缓建石闸,而渐除樊口内洼田额赋。”得旨允行。
          十一年,还湖南巡抚任。法人款成,宝第上言:“各国通商,因利乘便,须具卧薪尝胆之志,为苞桑阴雨之谋。”因条上求才、裕饷、船政、器械四事。又言:“国家财用,岁出大宗,莫如兵勇并设。直省旗绿各营兵额七十七万,每年薪粮银一千数百万两。养兵既多,费饷尤巨。兵多则力弱,饷巨则国贫。粤逆初起金田,仅二千人。广西额兵二万三千,土兵一万四千。乃以三万七千之兵,不能击二千之贼,广西兵不可用,他省可推。其后发、捻、田、苗等匪,悉赖湘、淮营勇勘定,绿营战绩无闻。大乱甫夷,伏莽未尽,兵不得力,勇难骤撤,於是岁支勇粮一千馀万。赋入有常,岂能堪此耗费?查绿营马兵每月一两九钱,战兵一两四钱,守兵九钱零。月饩无多,必谋别业,遂弛专操,军情瞬变,调发迁延。臣拟请裁额并粮,以两额挑养一兵。如额兵一万,半为驻守,半赴巡防,互相逻戍,共习辛勤,常则计日操演,变则随时援应。副参任营官,都守充哨弁,室家无累,而后纪律可严。此宜变通营制者一也。兵拟减额,原设将弁亦应核减。绿营将弁岁领廉俸杂项,职大者可抵百兵数十兵,小者亦抵十馀兵。自来积弊,隐匿空粮,摊扣月饷,左右役使,无非额兵。裁汰之议,自非将弁所乐。拟请先裁将弁以并营,营兵必多,乃渐裁兵,老弱事故缺出停补,俟空千名,即补精壮五百,绿营不足,简拨营勇,作为练军。不启兵众之疑,自无阻挠之虑。此宜逐渐办理者又一也。目前兵尚未练,勇已议裁,若欲节饷,则裁勇不足资缓急,裁兵为有备而无患。”下部议行。十四年,擢闽浙总督,兼管福建船政。十八年,以疾解职,卒於家。宝第有威重,不为小谨,驺从甚盛,所至诛锄奸猾,扶槙良愿,民尤感之。
          除此之外,“其他亲戚、世交的前辈中,中过进士、举人,做过大小官员的人也很多”。
          1924年6月,先生出生还不到两个月,父亲便去世了,从此家道中落。旧社会的妇女是不能抛头露面,打工谋生的。因此先生与十九岁的寡母相依为命。靠卖古董以及亲友援助和母亲为邻居做针线活的收入,维持生活。孤儿是寡母的唯一期望,并不识字的母亲爱子情切,望子成龙,却无力为他提供好的教育条件。为教五岁的儿子识字,每天先向邻人学会几个字,然后再回家教儿子。这样的母亲怎能不让儿子感铭终生,如此环境下受到如此的身教怎能不使先生磨练出一心向学的恒心呢?长大以后,为了报答母亲养育和教育之恩,卞先生就起名为“孝萱”。“萱”是一种香草的名称,古人常用它来代指母亲,“大孝终身慕父母”。后来 “南社”创办人、著名诗家柳亚子先生曾为此赠诗:“教儿先就学,即学即传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②(见《中央文史馆馆员书画选》)
          中国的世家子弟,尤其是生父早逝,经寡母抚孤而立身成人者,往往多纯孝之士。远的勿论,仅二十世纪的文化名人中,如康有为、严复、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黄佩、傅斯年、熊十力、钱穆等,都是幼年失估,经寡母抚养而学问有成者。一是特殊的遭遇,母子相依为命;一是世家的家风燕染和儒者的家教及文化的陶养,使得这些人早慧而勤学,成长以后得以立身成名,以慰母亲半世的辛劳养育之恩。(《书屋》1997年6期程巢父《卞孝萱娱母陈寅恪寄诗》)
          与母相依为命,不但使卞孝萱先生从小就懂得了生活的不易,也培养了他孝敬母亲、仁爱乡里的道德风范,培养了发奋图强,刻苦自立的品格。也形成了他学术体系中重孝道、讲仁爱的思想境界。这在此后卞孝萱先生的“很多研究课题中”,“关注母教的问题”尤为突出“如《元稹年谱》中,先生指出元稹幼年在失怙之后与寡母一起滇沛流离这段生活对元稹人生有着巨大的影响;《刘禹锡丛考》中则有《刘禹锡母系考》一文;近年,先生又撰写了《为什么韩愈诗文中未提过母亲?》这样一篇考证文章,在考释出韩愈嫡母早卒,生母改嫁弃养这一史实的过程中,先生也于行文之中对未能得到母爱的韩愈表达了很深的同情!”他“对母亲的铭记己不限于在言谈之间,而是已融入了他的事业之中!”(《书屋》1997年6期程巢父《卞孝萱娱母陈寅恪寄诗》)
           在“家道中落,生活清贫”的这段时期,卞孝萱随母依然“与亲友依礼往来,”曾亲眼见过卞宝第的子、侄辈及其他人物。更熟悉他们的言谈、举止、风度。因此待卞孝萱先生年纪渐长,读阅史书中的名臣、儒林、文苑等传时,便觉毫无隔阂。
     “扬州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被称为‘淮左名都’,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向往的胜地,清代有‘扬州八怪’名扬天下,是著名的‘扬州学派’的诞生地,又是扬州曲艺的故乡。”(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3页)“当时扬州书画收藏之风很盛,大街小巷有许多裱画店。在装裱过程中,需将书画粘于板上晾干,装裱的书画不断更换,每个裱画店都无异于一个不断更新的画展。”(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3页)他“出门上街,喜欢在这些裱画店前浏览,遇到不懂之处,便回家查书或请教于人,因而从小”就“培养了对书画艺术的兴趣。” 卞先生家的附近有“大儒坊”,“大儒”指西汉今文经学大师、武帝时曾任江都王相的董仲舒。传说曾是隋唐时注《文选》的遗址“古文选里”,也离先生家不远。先生在南柳巷小学读书,校址便是“董子祠”。后来又入城中小学(高小),二年毕业后,十二岁又考入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初中。
          他“在扬州中学读书时,上学途中,必经太傅街阮元故居。阮元是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学人誉他为‘一代经师,学界山斗’,还有的赞他为‘一代名儒贤相’、‘嘉、道间第一人’等等。阮元致仕后回扬州度过晚年。”“阮元故居与《红楼梦》荣、宁二府布局相似,有东第、西第,中为家庙,占据半边街道。”他“途经此处,先是好奇张望,后则探究其源,逐渐对扬州学派有所了解和认识,扬州学派兼顾训诂与义理,不仅讲究贯通群经,而且追求经学与诸子学及史学融会的做法,这对”少年的他“以后的治学有很大的启发”。(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3页)中学的同学中,有汪中的后裔,少年的他喜欢听汪家的老人讲些汪中的逸事。由孤儿苦学终成大家的汪中,尤为卞孝营所景仰和向往,常以乡先贤之学行自励自勉,立志做有学问的人。
    二、伯乐慧眼识才俊
          1938年,祖国的大地,一片凄风苦雨。在日本侵略军的大肆进攻下,扬州沦陷,数百万无辜的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战火所迫的大批难民扶老携幼,辗转他乡。卞孝萱先生也不例外,他来到了“溱潼小镇的江苏省立第一临时高级中学就读。”(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4页)
          一天,学校里来了一位圆面修髯、声若洪钟的学者,教师们对他很尊重。好奇的同学们打听出他就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柳诒徵教授。(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孙永如著《柳诒徵评传》序)
          柳诒徵(1879-1956)字翼谋,号劬堂、知非,江苏镇江人。明德学堂教师,17岁考中秀才,曾就读于三江师范学堂。
          曾任教江南高等商业学堂、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北京明德大学;1914年,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授;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并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
           原来史学家柳诒徵先生在兴化养病期间,应学校之约来这里参观的。这对卞孝萱先生有着重大影响,柳先生成了他治学的榜样。在烽火连天的年代里,取名“临时”的一中,顾名思义,是一所流亡学校,藏书不多。但卞孝萱先生却有幸在这简陋的图书室里,发现一部铅字排印的柳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化史》,便借出来阅读。虽然那时他只有十几岁,并不可能完全读懂这部名著,但中国文化史却从此引起他的浓厚兴趣,以至于成为他终身研究的课题。(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孙永如著《柳诒徵评传》序)
          “由于抗战期间沦陷区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卞先生家境更加困难,无力再供他上大学,”懂事的他,在困苦的生活环境中,已意识到要使家庭摆脱贫困的责任。“十八岁便独自到上海谋生,”考进银行学校,“就职于一家小银行。先生白天在银行上班,晚间进夜校补习。开始学得很杂,逐渐他的兴趣集中在文、史、艺几个方面。”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夜校传授的知识远远不够,于是就有空便去图书馆看书,并节衣缩食买书,遇到疑难问题,便向学者求教”。(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4页)他常与柳诒徵先生通信,向他求教。在通信中,当柳诒徵得知卞孝萱孤苦的身世,并业余自学文史时,特赋诗一首寄赠。诗中以清代的洪亮吉、汪中、汪辉祖相勉励。因为这三位学者都是由寡母抚教成才的。而柳诒徵本人也和上述三位学者有着共同的身世和经历。这就使得卞孝萱自学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卞孝萱:《〈柳诒徵评传〉序》,孙永如:《柳诒徵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由于没有固定的老师,养成了先生不囿于门户之见,不泥于一家之言的习惯。卞孝萱曾说“自学最大的好处在于‘转益多师’。因为求教于学术观点不同的前辈,就会形成不囿门户之见、不泥一家之言、博采众长的治学习惯。我在自学期间吃了不少苦,走了不少弯路,但正是这样,才使得自己的基础较扎实,根基较牢固,而且知识面也较一般人宽广,这都为我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帮助”。(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4页)一个偶然的机会,二十几岁的他,在读了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以后,感到清以后的碑传急需访求,否则日久便易散佚,于是立志收集清以后各方面人物的墓碑、墓志铭、家传、行状等。
          于是他“充分利用晚间、假日去图书馆抄书,在书店地摊购买相关资料,或是想方设法访问相关人物。”他“曾购得袁世凯家的书信,择要披露,为人们了解辛亥革命秘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4页)
          当这方面的研究收集情况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金毓黻先生知道后,金先生十分重视,在他的推荐下,1956年卞孝萱先生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其实他的老师兼同乡柳贻征先生曾为了让他继续得到名师指点,便写信向好友金毓黻先生推荐,可是先生并未藉名流介绍之便去走捷径,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取得金先生的认可,直到柳先生去世,先生才将此信呈交金先生,金先生看信之后在欷嘘友人的同时,也对年轻的先生表示了赞叹。
          进所后不久,受知于所长范文澜先生。
          范文澜先生为浙江绍兴人。1917年北京大学毕业。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失掉组织关系,1939年重新入党。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1940年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并兼这两所大学的历史研究室主任。建国后,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在范文澜先生指导下,协助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卞先生长期在范文澜先生身边,遵照范老“专通坚虚”的教诲,突破了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单一范式。先生对范老治学精神尤为敬佩,范老提倡的“天圆地方”(“天圆”指做学问头脑要灵活;“地方”指做学问屁股要坐得住。)和“二冷精神”(指“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吃冷猪肉”意谓要坚信自己从事学术事业的价值,即使生前没而不彰,也会流传后世。“冷猪肉”,指飧神祭品。)
          在范文澜身边的日子里他感受最深的就是著名史学大师常对弟子训诲的两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才能不写一句空。”而他的第一篇关于古诗文方面的《蔡琰作品辩为伪》论文,就是在范老的关怀、指导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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