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本来没有打算东征日本，以为日本可以不战而屈，只要派几个招降的使节就可以搞定，于是先让朝鲜人代派使者召唤日本人来大元朝贡。

 

哪知此时的日本是武家社会，彪悍而傲慢的日本武士不同风雅的平安朝廷的公卿贵族，即使在元军泰山压顶的气势之下，大元朝廷三番五次送来催促朝贡的国书之时，骄纵成性的日本武士几乎一概拒绝答复，软硬不吃。就在蒙古人战无不胜、孤独求败的时候，自以为天下无人不颤栗的时候，日本武人竟然毫不畏惧，甚至不惜准备与蒙古人一战，这样大元“世界帝国”发动的第一次日本登陆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元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元年，1274年）十月三日，元军大小战舰900艘、28000名士兵、15000名水手等，在都元帅蒙古人忻都、左副元帅高丽人洪茶丘、右副元帅山东人刘复亨等的率领下进攻日本。高丽国王也派金方庆率领大军随同出征。

 

日本幕府虽然决心抵抗，但准备不足，因为幕府并没有完全统一日本的军政、经济，结束地方政权割据之形势。所以，元朝“联军”的进攻一开始倒是比较顺利的，十月初五到达日本对马岛西岸，第二天一早，大约有1000名左右蒙古兵上岸与守护所守护代宗资国率领的武士接战，一开始是乱箭对射，日本人只有80余骑，力战失败，蒙古兵烧毁了佐须贺后继续前进。

 

十月十四日，蒙古兵船队到达壹岐岛西面，派遣约400名士兵上岸，岛上只有守护代平景隆率领的100余名骑兵与之接战，代平景隆战败自杀，手下有人逃脱后迅速往博德告急。

 

元朝联军占领日本两岛后，蒙古人率领大军接着侵入肥前（今九州岛长崎）松浦郡。十月十九日（一说十月十八日）更深入到博德湾内。二十日，元军发动登陆战。日本方面以肥前松浦党的武士为主力，在九州岛的御家人（指大名一级的武士，有封地）在守护少贰经资等人的指挥下迎战，当时日本武士们还保持着贵族式战争，即礼仪战争的传统，在元军混乱地登陆时，他们没有乘机发起进攻，而是等元军排列好阵势后，才放响箭鸣镝表示宣战。惯于在中国北部草原劫掠“游击”打“运动战”的蒙古兵从来没有见过这阵式，或大笑或莫名其妙。见元军阵上并无动静，日本人便自顾自地派了一员武士挑战。元军忽敦（都元帅忻都）等“诸将凭高，鸣鼓指挥”，并没有谁来走马过招，“兵士进退应鼓声”；“敌有陷阵者，则围而击”，多是以乱箭相待。尽管元军并没有人与日本武士们一对一来过招，日本人依然故我冲锋陷阵、英勇奋战。最后“又发铁炮。歼敌兵无算数，日本人败走”。由于元军步兵采取集团战法，骑兵则贯于冲阵，全不理会日本武士的不断单个或小组挑战，使习惯于个人战法的日本骑马武士无法适应；加上元军的弓箭射程比日本武士的远，根据日本《八幡愚童训》、《日莲圣人注画赞》、《蒙古袭来绘词》等书记载，佐须浦一战，“蒙古人之矢可射及二町之远，而守护代方则不能”。尤其是元军新式兵器火炮的利用使日军措手不及，“大炮一震，烟氛为晦”，以至日本军“气夺胆丧”，甚至有人茫然、昏迷过去。元军忽敦所部等进至今津、佐原一带，先与日本将菊他康成等战于赤坂，接着又与少贰觉惠战于百道原，均败之。由于战争的失利，日军不得不暂时撤退到太宰府附近，日本全国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朝野上下都去求神拜佛。

 

尽管日本人指挥不统一，各自为战，战术落伍而又武器落后，元军并没有最终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没有乘日本人初战失败惊魂未定之际“将剩勇追穷寇”。

 

大概是由于害怕日本人偷袭，元军将士十月二十日傍晚的时候便都相继回到了船上。由蒙古人统率的联军将领之间，由于民族歧视感情不和，就下一步战事的讨论意见不合，攻守进退，主张分歧。

 

金方庆建议忽敦、洪茶丘人自为战，仿照孟明焚舟、淮阴背水之计，请求决战，于死地求后生。忽敦回答说，策疲兵入敌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可能元军将领们也有些心虚，被日本武士寻死般的勇敢所震惊，斗志和锐气受挫。被日本武士景资一箭射伤了的右副元帅刘复亨早率领自己的部下先回去了。

 

第二天早晨，已经重整旗鼓的日本武士们起来一看，战场上元军的舰船一艘也不见了。蒙古人似乎一下子蒸发了，蒙古“联军”哪里去了？现在中日史学界对此众说纷纭，或据《新元史•日本传》说，当天半夜里突然刮起了大风，元军战舰在台风中触礁而碎了，没有淹死的只有返航了。或据《元史•日本传》认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台风，元军由于矢尽，仅掠四境之后主动撤退了。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日军也就这样“胜利”了。这次战役因为发生在日本后宇多天皇（1274—1287年在位）“文永”一年，日本人称为“文永之役”。

 

元军1274年“至元之战”（从中国角度当如此称呼，或“甲戍战争”）据说损失了13500余人，辛存者二十七日退回朝鲜半岛之合浦等地，不知道这些败军之将回大都后是怎样向忽必烈解释的，不过，忽必烈并不认为这是失败，可能相信他们真的是主动撤退，因为他们都得到了赏赐。忽必烈也许认为这次战争给了日本人一个不小的威慑，日本人该软下来了，所以，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忽必烈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着等为招谕使来日本招降。

 

忽必烈对日本的归顺充满信心，毫不怀疑，从“至元十四年（1277年），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许之”这件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至元十五年（1278年），诏谕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也就是向日本人开通市舶、开放口岸。实际上，日本人已经铁了心要反抗到底，这些商人可能就是日本人派来的间谍。

 

元军虽然突然之间不见了，日本国平安了，但日本人却一时惊魂难定，前途未卜，感觉到元军会卷“土”重来，于是日本举国上下掀起了祈祷运动——求神拜佛祈求保佑日本国。

 

作为军事领袖真正的“将军”执权，则刺血写经，共写了《金刚经》和《圆觉经》两部，求佛法拯救。而普通老百姓则见菩萨就拜，见鬼就磕头了。

 

当然，日本人也有自信和冷静的时候，在求佛问神之外也有自求。首先幕府改革了政治机构，利用战争的危机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统一了军事指挥；其次没有忘记命令修筑“元寇防垒”，例如在博德湾沿海用石块修筑了一条高约二公尺、宽约三四公尺“防垒”，即日本式的长城。

 

日本人的确受了不小的惊吓，但是他们的荣誉感也让他们横了心。忽必烈现在再遣使到日本无疑是去“送死”，结果杜世忠等一去杳无音信，而忽必烈一等就是四年。四年后的1279年，逃回的高丽水手上左等四人报告了有关消息，忽必烈才得知真相。据说，他们当年四月到达日本，幕府的执政者时宗不由分说就将他们扣押了，又于九月在镰仓的龙口将他们斩首了。此间元朝为了集中精力灭南宋，并没有紧接着催促。

 

此时，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时宗大概是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了，不仅拒绝了元朝的要求，在镰仓杀害了来使，甚至还积极策划远征高丽——即所谓的“异国征伐”计划。的确，到元朝末年，倭寇就开始骚扰中国沿海地区了。

 

日本人敢如此大胆，全仗佛光国师撑腰，倔强而又固执的忽必烈接二连三地送来带有出兵征伐威胁的诏书，要日本向蒙元朝贡。日本天皇都已经有些沉不住气，劝幕府代行将军职责的执权妥协。准将军时宗为什么敢不理会大元？是谁给他吃了豹子胆？原来是一位流亡来日本的南宋高僧无学祖元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事情是这样的：至元十八年（日弘安四年，1281年）正月，平帅时宗来谒见祖元，显然是抱佛脚来了，但见祖元“采笔书呈帅曰：‘莫烦恼！’帅曰：“莫烦恼何事？”元曰：‘春夏之间，博德扰骚，而一风才起，万舰扫荡。愿公不为虑也。’”祖元到日本后被赠“佛光国师”的称号，大概佛光国师对于气象有所经历和研究，所以有此遇见。

 

不过，日本现代禅学大师铃木大拙认为是因为佛光国师给时宗开了另一味药。

 

南宋末年从大陆流亡到日本的中国禅师无学祖元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在雁荡山能仁寺的时候，元军士兵曾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而他却泰然自若，口诵“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令元兵“为之慑服，作礼而去”。1279年去了日本之后，时宗常执弟子之礼相待。时宗虽然一而再地断然拒绝了大元朝的投降要求，并压制了朝廷——天皇的妥协态度，固然有气盛、冲动的因素，但冷静之后他也不免后怕，不免忧郁，信心和勇气不免动摇，就在此时候，他得到了无学祖元的鼓舞。据说，时宗曾经去拜访佛光国师，向佛光讨教如何克服怯弱。

 

当时宗得到蒙古人已渡过筑紫海面即将攻来的确切情报时，他来到佛光国师面前：“吾生涯之一大事终已来临！”

 

佛光问道：“如何是汝抗敌之策？”时宗振起神威，大吼一声：“喝！”这一吼，就好象要喝退眼前云集的百万敌兵。

 

佛光见此大为高兴，赞曰：“真狮子儿，能狮子吼。”这就是时宗的勇气，靠着它，时宗成功地击退了来自大陆占绝对优势的敌军。

 

当然，时宗的自信也不仅仅来自佛教信仰的定力，还来自他继承“中华”正统的自信，日本早在奈良时代就接受了中国的“华夷思想”，养成了日本人的“小中华”意识，在幕府和武士的心目中，蒙古帝国不过是崛起于中国北方的一个蛮夷而已，非久受中华文明熏陶的日本可比。显然，当时流亡到日本的宋朝高僧和士大夫、商人都如是观，从而影响了日本武士。

 

我们知道，自五代以来以公卿为中心的日本人就越来越自大，甚至有人以为日本文化上以超越中国，我们可以相信，在当时的幕府将军和部分武士看来，蒙古不过是高丽、渤海国一类的“夷狄”，对蒙古有一种文化上蔑视和冒犯自尊的敌意。时至今日，论及日本人傲慢的根源怕要追溯至此。尤其重要的是，自平清盛以来，日本武人傲慢成性，自幕府开创以来他们一直傲视朝廷，何况外国？况且在1274年以前，日本镰仓幕府首脑北条时宗（1251～1284年）是年仅18岁的少年，初生牛犊不怕虎，或者是糊涂胆大不知害怕二字？

 

话说回来，日本人虽然很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逢凶化吉之事绝对不是如此的简单，担忧的问题也不是一句赌气话或其它什么“精神胜利法”就能解决的。时宗也不是仅凭意气用事，同时也做了周密的应战准备。据说他在第一次（1268年）接到元朝的牒文时就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即将军的家臣）准备防御。在外交方面，赵良弼来日本的时候，他采取了拖延的手法，不接见也不让他到京城去见自己和天皇，而是让太宰府西守护所出面派使节来中国见元朝皇帝，实际上是来刺探大陆的虚实。特别是在经历了1274 年的磨练后，幕府将军已不是初生牛犊了，而是更加勇而有谋了。同时禅宗也给其它武士带来了勇气，使他们超脱了生死的羁绊，勇敢拼杀。